稿件刊發于《人民日報海外版》（2025年08月14日第05版）

　　圖①：八路軍一二九師紀念館。

　　圖②：張家人、紀念館工作人員在大連見到了安懷（前排右一）并與其合影。

　　受訪者供圖

　　圖③：濮陽縣、菏澤縣、蘭封縣地圖。

　　圖④：八路軍一二九師紀念館里的資料書籍。

　　本文圖片除由受訪者提供外，均為李兆民攝

　　河北省涉縣河南店鎮。太行山東麓，清漳河緩緩流過山谷，滋養著一個叫赤岸村的古村落。赤岸，取名于河堤上紅色的泥土。

　　但這里與紅色的緣分，更在于它是八路軍一二九師司令部舊址所在地。當年，劉伯承、鄧小平率領八路軍一二九師抵達這里，以此地為指揮中樞，創建了全國面積最大、最鞏固的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締造了“劉鄧大軍”。

　　八路軍一二九師紀念館就建在村里，每年有近300萬人次前來參觀。館里文物很多，無聲訴說著過去的故事。

　　紀念館中，有三張地圖，分別是濮陽縣、菏澤縣、蘭封縣地圖，繪制于80年前。它們會出現在這里，還要從戰場上的一句承諾說起。

　　壓壞行李箱，寫滿四張紙

　　一次“沒準備好”的文物征集

　　八路軍一二九師紀念館副館長申利芳已經在這里工作了24年，多年來一直熱衷于從社會上征集抗戰文物。她打了個比方：“如果紀念館是身體，來自社會的文物就是最有活力的血液”。

　　正因為有這種理念，紀念館多年來堅持向社會公開征集抗戰文物，從很多親歷者及其親屬手中，收獲了很多重要文物。申利芳記憶中，有過一次外出征集文物時，“沒準備好”的經歷。

　　那是2013年，涉縣人民醫院員工申曉軍聯系到紀念館，說自己遠在湖北武漢的舅舅、八路軍一二九師后代張少東，準備無償捐贈一批革命文物。時任館長楊國旺將此事安排給申利芳。

　　2013年7月，申利芳和文研室副主任李美菊一起，帶上4份空白的捐贈證書，用行李箱裝了幾件衣服，就趕赴了武漢。在江城酷暑中，第一次見到71歲的張少東。

　　張少東打開家中的3個箱子后，申利芳和李美菊當場激動起來。她們一眼看出，這些全是價值極高的原件。

　　那天，兩人在張少東家初步清點了文物，每整理一件就在捐贈證書上記錄名字，最終帶來的4張證書填得密密麻麻，手都寫酸了才勉強記錄完。

　　“我倆一個讀、一個寫，用了整整兩個半小時。”申利芳回憶，她們將3箱文物逐一編輯目錄、塑袋封存、標志編號、裝箱包裝，清點出了整整292件文物，其數量之多、內容之廣、價值之重，大大出乎行前預料。張少東只留下了一二九師老科長安懷寫的日記沒捐，期待著有朝一日能還給他。

　　因為文物太多，兩人甚至為怎么帶回去犯了愁。一合計，申利芳將衣服全部清空，把文物小心翼翼裝進了行李箱。那個夏天，從武漢到涉縣的路真是漫長，兩人呵護著文物抵達時，行李箱滾輪都壓壞了。

　　回到紀念館后，工作人員對文物進行二次入庫。這一次，記錄詳細得多了。他們發現，其中有183件是分縣圖，包括整個華北地區、晉冀魯豫地區和各縣的地圖，還有數十件日軍繪制的地圖。其中3件地圖，在2015年陳列館重新布展時就用上了。

　　還有數十件豫北戰役、長垣村戰斗等戰役、戰斗的文件，包括作戰計劃、命令、總結報告等資料。放眼全國，像這樣完整保存的資料并不多。

　　還有一些當年的書籍、簡報等。陳列館第三展廳中，有一本美國人編的小冊子。這是美國軍隊在中國戰場專為分辨中國人和日本人印制的，其中包括日本人和中國人發音、行為舉止不同等。里面甚至還提到，如果上述都不奏效，就讓人把鞋子脫下來——由于長期穿木屐，日本人大腳趾與二腳趾之間縫隙比較寬。

　　申利芳感慨：“無論是美國人的小冊子，還是日本人制作的地圖，更別提我們那么多分縣圖，都無聲訴說著當年戰場各方對戰爭進行了多少準備。”

　　三代人接力，前后近70年

　　“最好的歸宿是‘落葉歸根’”

　　如此重要的文物，為何會從涉縣到了武漢，還被完整保存下來？

　　故事，得從1947年講起。那一年，張少東只有5歲。他的父親叫張明倫，在八路軍一二九師的主力軍區之一——太行軍區司令部參謀處作戰科工作。太行軍區成立于1940年6月，抗日戰爭期間立下赫赫戰功。

　　作戰科是資料大戶，科長安懷更是有多年作戰參謀、參謀長等經歷，關于戰爭的資料，他積攢了整整三大箱。但安懷已接到通知，即刻開拔，趕赴解放戰爭的戰場。

　　臨行前，安懷找到張明倫，把資料鄭重交給他，并囑咐一定要妥善保管，日后交還。張明倫應下了這沉甸甸的囑托。

　　那是何等兵荒馬亂的年月，不知道哪次分別就是永別。他們之間，除了一句承諾，什么都沒有。兩人之間，有據可查的聯系，只有1948年5月安懷在臨汾戰役勝利之后的一封來信，既分享了剛剛大勝的喜悅，也對所托物品叮囑了幾句。

　　但終其一生，兩人都沒有再次見面的記錄。

　　后來，張明倫輾轉多地，最終在1951年定居武漢。他一邊妥善保管著這三箱資料，一邊等待安懷的消息，直到生命的盡頭。臨終前，他把東西和任務全都交給兒子張少東。

　　寫于1970年的一份說明中，張明倫的筆下充滿遺憾：“我不知道安懷同志在哪個部隊、哪個軍種兵種工作，打聽不到，一直拖到現在沒有處理……”

　　對張少東來說，父親的遺愿，從未離開他的腦海；三箱資料，從未離開自己身邊。他的尋找也幾乎持續了一輩子。71歲那年，他感覺自己身體欠佳，但安懷始終杳無音信。他知道，需要為資料找一個合理的歸宿。

　　此時，這三箱資料已經在時間的洗禮中，成為研究抗戰的重要文物。甚至，還有人勸張少東把文物賣掉。此時，張少東看到了八路軍一二九師紀念館征集抗戰文物的消息。他覺得，對這些從涉縣出來的文物，“最好的歸宿是‘落葉歸根’”。于是，就有了申利芳等人赴武漢征集文物的那一幕。

　　但故事還沒有結束。張家人始終沒有停止尋找安懷。張明倫的孫子張安告訴記者，他長期在天涯論壇發帖尋找安懷的線索，還專門留下了自己的電話號碼。直到2015年，他接到一個電話，對方自稱是安懷的后代。

　　“我都不敢相信這是真的，直到對方發來了安懷爺爺的離休證……”張安說。就這樣，經過三代人的努力，終于找到安懷，而且老人家還健在。

　　張家人也知道了安懷后來的去向——他隨部隊出太行山后，在解放戰爭中，從華北一直打到西南；后來參加抗美援朝，曾任志愿軍第十六軍副參謀長、黑龍江省軍區副司令員等職；榮獲中華人民共和國二級獨立自由勛章、二級解放勛章、中國人民解放軍獨立功勛榮譽章、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紀念章等。

　　見面這一天，張家人已經等了近70年。

　　兌現了承諾，續寫著故事

　　“這是八路軍一二九師的基本盤”

　　那是2015年的冬天，遼寧省大連市，安懷的家。

　　張少東因為行動不便，委托兒子張安帶著日記和給安懷的信前來；楊國旺、申利芳、李美菊從涉縣趕來。安懷住的屋子不大，擠滿了對他來說始料未及的人。

　　“他一聽我們是涉縣來的，當場熱淚盈眶，整整十幾分鐘，連話都是哽咽著說的。對他來說，涉縣是戰斗生活過的地方，是青春的記憶。”申利芳說，老人家終生難忘那段經歷，也像許多戰友一樣把涉縣視作“老家”。

　　在聽取這些文物多年來的經歷時，安懷眼眶里一直泛著淚光。他的孩子們不得不多次打斷，怕老人家太過激動。

　　最終，讓他安靜下來的是自己的幾本日記。安懷就坐在那里，一頁一頁地翻，一句話都沒說。近10年后，申利芳還記得：“他沉浸在當年的回憶中，神情非常復雜，雙手一直在抖。”

　　談到當年那三箱資料的歸屬，對于張少東的做法，安懷表達了特別的認同：“這批文物就應該回到紀念館，那是它們原本屬于的地方，是它們的故土。”

　　“太感謝你們了，太不容易了……”安懷對張家三代人表達了感謝，評價他們“講誠信、守信義”，還委托張安給張少東帶去一封回信。

　　2017年，百歲高齡的安懷去世。張明倫戰場上那句承諾，在老科長有生之年的尾聲得以兌現。

　　此后，申利芳和張少東保持著密切聯系。“為了一句承諾，張家幾代人尋找了幾十年，對這批文物做出了很大貢獻。”申利芳說，“對我來說，他們就像是親人。”

　　晚年的張少東經常一個人在家，于是兩人成了經常聊天的朋友。張少東樂意講，申利芳也耐心聽。兩人的聯系一直持續到七年后，2020年張少東去世。

　　而安懷的后代，也從此與張家、八路軍一二九師紀念館保持著聯系。安懷的子女們告訴記者，2018年，他們到武漢與張安見面；2024年，他們到涉縣參觀紀念館。“以后，我們還要這么互相走動下去，讓子孫后代來參觀學習。”

　　申利芳覺得，文物捐贈的意義不限于文物本身。張家三代人近70年的堅持，不光捐贈了文物，還傳遞了一種精神。

　　“這些文物的流傳過程清晰、真實性強，而且自帶故事、精神與情感，是我們最歡迎的征集方式。”申利芳說，作為全國唯一一處全面、翔實記錄八路軍一二九師和晉冀魯豫邊區歷史的紀念館，八路軍一二九師紀念館館藏文物主要依托社會各界的無償捐贈。

　　張家捐贈的故事看似巧合，其實恰恰是那代人、那塊土地、那支部隊的縮影。

　　“八路軍一二九師司令部、晉冀魯豫邊區政府等130多個黨、政、軍、財、文等重要機關在涉縣長期駐扎，說明這里‘天時地利人和’，特別是‘人和’——群眾支持，干部信任，后勤保障、保密工作都做到位，才能讓一個指揮中樞穩定地駐扎。”申利芳說，“張家三代人的堅持，其實是‘劉鄧大軍’精神的延續。忠誠、守信、擔當，這是八路軍一二九師的基本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