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層強則國家強，基層安則天下安。”鄉村治理是國家治理體系的“神經末梢”，是推進鄉村全面振興落地見效的關鍵環節。前不久，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健全社會信用體系的意見》提出，“推動信用賦能基層治理”，這不僅為信用機制融入鄉村治理提供了政策依據，也為破解鄉村治理難題、推進鄉村全面振興提供了一個新的抓手。

　　當前，鄉村治理面臨一些新的挑戰：比如青壯年勞動力外出導致有些地方治理主體空心化，留守群體參與治理能力較弱；村民自治面臨行政化傾向與內生動力不足雙重矛盾、法治嵌入鄉村存在適應性障礙、道德規范約束力需要加強，等等。如何有效提升鄉村治理效能成為亟待解決的一個重要現實問題。

　　信用機制融入鄉村治理，為破解鄉村治理難題提供了新的思路。信用機制既不依賴行政命令，也不單純訴諸道德說教，而是將人們日常參與村莊治理、踐行法律和道德情況通過信用評價體系轉化為信用積分，進而借助信用獎懲機制變為可量化的信用資產，與村民利益相掛鉤、與治理事務相關聯，形成一套可量化、可追溯、可獎懲的治理模式，可以有效彌補當前鄉村治理中治權的不足。

　　信用機制融入鄉村治理好處多多。首先，有效激活資源要素流動。通過建立信用檔案，根據信用積分對農戶進行信用評級，有助于金融機構更加有效評估借款人的還款能力和意愿，提高放貸精準性，解決信息不對稱導致的資源錯配、契約執行難問題。其次，幫助破解“空心化”治理難題。比如湖南瀏陽等地將志愿服務、垃圾分類等30多項行為納入信用評價，村民憑積分兌換生活用品或醫療體檢服務。該制度推行后，農村志愿者隊伍規模日益壯大，2023年公共事務參與率提高60%。最后，幫助重塑鄉村治理的權力結構。如山東榮成市將村民參與環境整治、矛盾調解等公共事務情況進行信用積分，積分高低直接影響能否優先享受金融服務等權益。這種“行為賦權”調動了村民參與村級事務的積極性，使鄉村治理從“干部干、群眾看”轉向共建共治共享。

　　不過，信用機制建設在鄉村治理實踐中也面臨一些深層次問題。比如，有些地方照搬城市信用評價標準，忽視鄉村與城市的現實差異。有些信用評分規則存在合法性問題，比如把信用評分高低與參選村民代表掛鉤，某村“信用分低于60分不得參選村民代表”的規定就因違法被叫停。有些地方信用評分權被村干部壟斷，存在“權力尋租”隱患。這些問題都影響了信用機制的權威性和公信力。

　　破解上述問題，需多維度協同推進。要加快信用立法進程，重點圍繞“信息采集—失信認定—動態評級—精準獎懲—修復教育”等環節構建全鏈條制度體系，明確數據權屬、隱私保護與懲戒邊界，禁止將信用積分與法定權利直接掛鉤。要加強基層創新。比如信用信息采集，可探索“信用信息采集員+離線終端”模式，為無網絡覆蓋的行政村配備便攜設備，數據定期聯網同步，既解決技術短板，又保障數據真實性?？煽紤]建立“鄉賢評議會”，由退休干部、法律顧問等對信用評價指標進行合法性和倫理審查，確保制度符合鄉土實際，從而提升信用評價規則的接受度。

　　信用機制在鄉村治理中的實踐，本質是現代化治理工具與鄉土社會邏輯的融合創新。唯有以民意為本、以實效為導向，方能使信用機制發揮應有作用，為鄉村全面振興提供助力。

　　責任編輯：王　洋　曹耀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