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張家口宣化博物館的展廳中，一件遼代綠釉刻花馬蹬壺靜默矗立。它的釉色如草原初春的新芽，壺身紋飾似游牧民族躍動的脈搏，壺形則凝固了契丹人縱馬馳騁的剪影。這件文物不僅是遼代陶瓷藝術的典范，更是一部鐫刻在陶土上的民族史詩，串聯起宣化大地從游牧文明到農耕定居的文化嬗變，成為連接古代草原與現代城市的精神紐帶。

　　           形器之間：馬鐙壺的游牧基因與中原匠心

　　馬蹬壺，契丹語中稱“胡祿”，因其形似馬鐙而得名，是契丹族“馬背上的容器”。宣化博物館所藏的這件綠釉刻花馬蹬壺，高約28厘米，扁體雙孔，管狀短流，壺身以仿皮革縫合的凸棱為界，邊緣飾以細密針腳紋，仿佛將柔軟的皮囊凝練為永恒的陶土。其釉色青翠欲滴，屬遼代特有的低溫鉛釉工藝，釉面流淌著草原的生機，而壺腹刻畫的纏枝牡丹紋，則以中原紋樣為骨，以契丹審美為魂，形成獨特的文化交融。

　　此壺的雙孔設計尤為值得玩味。早期契丹人為適應游牧生活，在壺頂設單孔或雙孔，穿繩系掛于馬鞍，壺身扁平以防顛簸。宣化出土的這件器物，雙孔邊緣磨損痕跡明顯，暗示其曾伴隨主人穿越風沙，見證過“一春浪蕩不歸家”的契丹牧歌。而隨著遼代中后期城市興起，帶提梁的圈足壺逐漸取代穿孔式，此壺恰處于游牧傳統與定居文明的過渡節點，成為時代變革的物證。

　　            宣化之地：遼代歸化州的文明十字路口

　　這件馬蹬壺的出土地——宣化，在遼代名為“歸化州”，正處于草原絲綢之路與中原農耕文明的交匯處。此地北接蒙古高原，南控幽燕之地，既是契丹經略漢地的軍事前哨，也是茶馬互市的商貿重鎮。考古發現顯示，宣化遼墓中常見帶有漢式十二生肖與契丹狩獵圖共存的壁畫，而馬蹬壺上的牡丹紋與皮囊形制的結合，恰是這種多元文化共生的縮影 。

　　值得注意的是，宣化所在的桑干河流域，自新石器時代便是人類活動密集區。遼代工匠在此燒制綠釉陶器時，或許無意間延續了仰韶文化的制陶基因，將五千年前彩陶的幾何韻律，轉化為牡丹卷草的流動線條。這種跨越時空的技藝對話，讓馬蹬壺不僅是契丹的器物，更成為宣化萬年文明層積的見證。

　　           紋飾密碼：牡丹紋中的帝國抱負與信仰圖騰

　　壺腹的纏枝牡丹紋，是解讀這件文物的精神密鑰。契丹人本以狼鹿為圖騰，但遼帝國建立后，皇室為彰顯“正統性”，主動吸納中原的龍鳳、牡丹等象征符號。此壺的牡丹花瓣肥厚飽滿，枝葉卷曲如云，既有唐代金銀器的富麗，又帶契丹草原的奔放，恰似蕭太后推行“以國制治契丹，以漢制待漢人”政策的藝術投射。 

　　今日的宣化博物館，將這件綠釉刻花馬蹬壺置于“遼金風華”展廳的核心位置，它是契丹騎士腰間搖晃的酒囊，是歸化州集市上流轉的商貨，是匠人窯火中跳動的文化基因。當我們的目光穿透玻璃展柜，看見的是宣化大地萬年不息的生命力——草原的豪邁與農耕的精致在此交融，正如馬蹬壺上皮革的粗獷與牡丹的華美共生共存。這件器物提醒著我們：文明的偉大，從不在固守純粹，而在以包容之姿，于時光長河中寫下屬于自己的篇章。（記者 翟見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