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培生在北京請教考古專家張忠培先生

　　從搶救保護到學術研究，從2015年至今，張家口尚義四臺遺址的考古發掘從未間斷，這個曾名不見經傳的遺址揭開了張家口歷史文化遺存石破天驚的一頁。它的重要價值究竟在哪里？

　　2019年9月，來自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國國家博物館等30余家考古、文博機構的專家、學者共計70余人，在康保縣舉辦了一次中國考古界的高規格會議，他們為何來此？又在研討什么？

　　讓我們再一次走進四臺、細看四臺。

　　1982年夏，“長城地帶考古座談會”正在蔚縣三關召開，已經70歲高齡的我國著名考古專家蘇秉琦老先生，在陶宗冶的陪伴下在村里慢慢散步。 走著走著，蘇老突然問： “你說，現在中國考古最大的問題是什么？”當時只有30多歲的陶宗冶一下子愣住了， 不知道該怎么回答，蘇老又緩緩地說： “是舊石器時代和新石器時代的銜接。”

　　這句話一直記在陶宗冶的心里，40多年未敢忘。

　　文化的萌芽

　　四臺遺址發現之初，懷疑是個古墓葬。在挖掘過程中，人骨一直是考古工作人員關注的重點，可是4間房址中人骨遺骸的實際情況差別很大。

大口圜底陶罐

　　在房址3的發掘過程中，考古人員發現了兩處人類骸骨，卻有很大的不同。位于房址東南角的是2具成年人骨，人骨架未經火燒，保存較好，并列面向南壁，呈屈肢狀。而位于房址中央偏北處的是2具未成年人骨，骨架仰身直肢， 并列分布，雖同樣未經火燒，但保存較差，除顱骨外只見零星肢骨殘段和牙齒。 更讓考古人員驚奇的是，在這2具未成年人骨架之間還散落有數枚牙齒，經過鑒定，發現這屬于另外1個人的。也就是說，房址3內共發現了5具人骨。和這些人骨一同出土的還有數件骨角器、蚌器，特別是石珠和蚌器出自人骨頸部。在房址的一角考古隊員發現了一件骨匕形器，在當時這不是實用器，而是象征權利的禮器，它為什么出現在這里？

　　這些發現，勾起了考古人員極大的好奇心———這5個人，究竟是什么人？ 答案可能就在骨角器、蚌器中。

　　考古隊顧問陶宗冶反復擺弄著眼前這件截取鹿角根部制成的筒形器，它高15.7厘米、底寬5.7厘米、頂寬8.1厘米，外表未經加工，上部殘損，底部磨平，穿孔，中間卻掏空呈洞狀，怎么看怎么像古人挽頭發用的發箍。于是考古隊員拿起另一件扁平條狀的骨笄，嘗試插了一下，完全可以插進筒形器底部的兩個穿孔，這會不會是8000年前的新石器先民用來挽頭發，裝飾自己的用具呢？

　　在成年人骨頸部考古隊員還發現了13件蚌飾，都是河蚌，頂端穿孔。人們推測， 這些河蚌當年應該是用毛繩一類的細物連在一起，類似一串項鏈。再聯系到四臺遺址土層里的孢子花粉分析，當時房址周圍生長有蘆葦和竹子，可推知8000年前的這里氣候溫暖、水草豐茂， 水里有魚、 蚌一類水生的動物。于是考古隊給出一個大膽的推測———

　　在生產力落后的遠古時代，實用器的制造、加工都是很不容易的，裝飾品更是象征身份的禮器，所以從一定程度上講，佩戴飾品本身也是權力地位的象征，尤其是鹿角筒形器和骨匕形器不是一般人可以擁有。成員間的身份地位應有等級之分，這意味著群體之間有管理層和管理制度的出現，甚至可能還有分工與合作。雖然那時的制度可能是很初級的，但是這肯定是人類告別茹毛飲血、推開文明大門的重要一步。后來的氏族、部落，古國、方國都是在此基礎上逐漸發展而來。

　　類似的發現還有很多，比如加工箭鏃的工具“整直器” 的出現、研磨赤鐵礦做顏料；再比如房址中的人骨遺骸，有的多、有的少、有的沒有；有的被火燒過，有的卻沒有火燒痕跡；有的是死亡在先，有的卻是活著的時候就被永遠留在了這里；這些都是為什么？雖然目前的出土文物還不足以將猜想變為結論，但是通過這些文物，至少可以確定：和舊石器時代相比，新石器時代早期的生產力水平已經發生了質的飛躍，盡管當時還沒有文字，但文明的進步必然推動文化的萌芽。

　　今年是尚義四臺遺址挖掘的第8年，通過鉆探，發現遺址的分布范圍很大。所有人都在期待猜想水落石出的那一天。

　　文明的交流

　　現代化的交通可以將我們帶到世界各地，可是約8000年前的尚義四臺一帶，也曾有“遠方的客人”的到訪，你相信嗎？

　　因為距今時間太過久遠，四臺陶器出土時質地十分酥松，考古隊員們為了保護陶器的完整性，只能將陶器和它周圍的土一起取回，回到駐地后晾干，再用噴壺一點一點沖刷，沖洗出一個個完整的陶片，最后嘗試拼合。

角筒形器

　　2015年6月26日，這一天考古隊員至今記憶猶新。午飯后大家聚在一起，繼續拼合一件未完成的陶罐。這件陶罐體積較大，大家互相配合、小心翼翼，已經拼了好幾天，口部有了，就是拼對不上底部，越拼越覺得器形拿不準，正當大家覺得泄氣時，劉文清無意中把器物底部的陶片拼合了上去：這是一個外形呈大口，弧腹，尖圜底的陶器，活像一個“大炮彈”，這種器形誰也沒見過。興奮之余，細看之下，器表通體壓印條帶狀篦點紋，沿面及口沿內壁飾壓印紋，器壁厚薄不均，器表凹凸不勻，內壁有抹痕，底部內可見泥條盤制的痕跡。

　　在場的考古隊員異口同聲說了一句：“這是什么？”因為不知道這個器型的具體名稱，大家暫且給它起了個外號 “大炮彈”。

　　這個陶罐口徑26.7厘米、高37.4厘米，手制，夾砂灰褐陶，砂粒較細，燒制火候較高，陶質堅硬。當時除四臺遺址之外，在我國目前已知的新石器時代遺址中未曾發現過類似器型。它究竟是什么？

　　帶著這個疑問，考古隊查閱了大量資料，終于發現這個陶罐形態與俄羅斯貝加爾地區卡林加河口新石器文化遺址出土的大口圜底罐十分相似。為慎重起見，市考古所時任所長王培生不僅請教了吉林大學考古專業的教授，還帶著石鏟等其它幾件文物，專程赴北京請教了我國著名考古學家、 原故宮博物院院長、吉林大學考古專業的創建者張忠培教授。

　　最終，“大炮彈”正式定名“大口圜底罐”。這意味著，早在約8000年前，尚義四臺一帶已經有來自南西伯利亞的“遠方的客人”到訪。

　　這是文明的交流。

　　在發掘簡報中有這樣一段話：“目前由于考古資料有限，我們雖不能將這類遺存與北部草原地區和俄羅斯貝加爾地區新石器時代遺存做更多的對比， 但兩者之間器形、紋飾的相似性值得注意。”

　　未盡的爭論

　　2019年9月，由中國考古學會新石器考古專業委員會主辦，河北省文物考古學會、 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學會協辦的“冀蒙交界壩上地區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發掘現場論證會”在康保縣召開。來自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國國家博物館等30余家考古文博機構的頂級專家、學者等70余人出席了會議。

四臺遺址考古現場

　　與會學者普遍認為，目前所發現的距今9000—7000年的內蒙古化德裕民遺址、四麻溝遺址、河北康保興隆遺址、尚義四臺遺址等屬于新發現的考古學文化遺存，是一個新的考古學文化，該考古學文化大致可分三期，裕民、四麻溝和康保興隆屬于早中期，尚義四臺遺址是第三期遺存即距今7600—7100年的代表。但也有少數學者認為，尚義四臺遺址和其它兩處遺址異大于同，應該是另一支考古學文化。四臺考古隊顧問陶宗冶持后一種看法。

　　幾年后，當記者再次問道陶宗冶對四臺遺址的看法時， 陶老師說：“一個考古學文化的命名，主要依據是它的文化有沒有獨特性。2019年的時候，壩上幾個地點發掘的材料都不多，年代又都是新石器時代早期的，有很多時代上的一致性。但我們挖四臺我們有感覺， 我們覺得四臺陶器紋飾、 器形和化德裕民、 四麻溝、康保興隆遺址不一樣， 雖然有相像，但更有區別，他們之間不像是一個文化的繼承和發展關系，而像幾種文化的交流交往關系。2019年之后，隨著四臺發掘的深入，材料越來越多，這個區別就明顯了，現在很多學者也贊同四臺是獨立的一支考古學文化。 對此我是有信心的。”

　　這意味著，如果這個觀點成立并得到公認，“四臺文化”就能躋身于“仰韶文化”、“紅山文化”等國內著名的考古學文化類型同等地位。這不僅能大力推動四臺遺址的挖掘研究工作，而且對張家口、對整個河北，乃至對冀蒙地區的文化歷史研究都具有重要價值和意義。

尚義四臺遺址全景　　

　　陶宗冶說：“四臺年代早，遺存豐富，而且出乎意料保存的好，這在全國新石器時代早期遺址中及其罕見，這是我們的幸運。這么大的一個遺址，人口不會少，而要養活這么多人除了采集，必然有發達的農業種植來支撐，四臺發現了那么多耕作使用的石鏟，加工食品的石磨盤、石磨棒就是有力的證據。”

　　目前認定四臺遺址距今8000年左右，如果再往前推，距今1萬年到8000年前的這2000年里“四臺人”是怎樣的？也就是說人類是怎樣從舊石器時代一步一步進入到新石器時代的？這些歷史學、考古學的重大課題都等待著我們逐步一 一揭開。 可喜的是，最近， 考古隊在四臺發現了1萬年前的遺跡， 這個謎有望在四臺揭開， 那四臺將成為世界少有的從舊石器時代一直延續到新石器時代的重要遺址。

　　“我們從這個角度再看四臺，它在人類文明起源、農業起源，乃至中華文明起源的研究上都有舉足輕重的意義，四臺的歷史價值絕不可小覷。”雖然年過古稀，但陶宗冶眼神堅定、擲地有聲。

　　汽車緩緩駛向公路，四臺遺址在記者的視線中越變越小，只有考古隊的紅旗高高飄揚。課題未盡，爭論未休，但，已遠去先民們留下的房址柱洞、粗糙陶器、谷物顆粒， 無聲而真切的向我們訴說———他們和我們一樣，曾用心用力熱切的生活在我們的故鄉！（記者 王宸胤）　（本版照片提供 劉文清 陶宗冶）

記者手記

中華文明的曙光在這里點亮

　　氣勢恢宏的博物館里，面對數以千計的展品，我們的目光常常會被光彩奪目的金銀器物、溫潤雅致的玉雕精瓷所吸引，因為炫目，也因為熟悉。

　　而石器時代的展廳里，那些“灰頭土臉”甚至“其貌不揚”的粗陶瓦礫、石頭工具的展柜前， 甚少有人會興致勃勃，因為粗糙，也因為陌生。

　　這些帶著遠古塵埃的器物來自洪荒時代，彼時，“人類”還是一個姑且被稱之為“人”的生物種群，用了不知多久、不知多艱辛的努力，才與野蠻說再見， 向文明揮動雙臂。而今天，我們面對它們，茫然多過了然。

　　初涉考古，望著曠野中的探方，看著逐步裸露出的累累白骨，我不禁被嚇得后退，恐懼多過好奇。也是在這一刻，我真切的感受到———這里曾經生活過和我們一樣又不一樣的“人”———祖先就在這里。

　　再進博物館，面對昔日走馬觀花而過的石器展廳，突然不由得停下了腳步。從泥河灣到四臺，從石球到石磨盤，從穴居到房址，山水掩映下的塞外大地上，中華文明的曙光被點亮，“萬花筒”般絢爛的文化被孕育。

　　我們的祖先用心、用智，用無數次艱難的探索，甚至付出不計其數的生命代價，才推開了文明的大門，實現了和依舊在茹毛飲血的所有動物類別徹底徹徹底底的分野。而他們留下的這些石器、粗陶中，正藏著洪荒時代的古人類生產、生活、思考方式等眾多信息。

　　唯有熟悉，才能了然；唯有了然，方可能破譯；唯有破譯，才能解讀古人類的故事。

　　愿，考古紀實系列報道能讓石器展廳里的你， 放慢腳步、細細欣賞，與考古人共同復活那段塵封已久的記憶，聆聽來自曠古的文明回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