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2月6日，國防部軍事法庭在黃埔廳大禮堂開庭，公審南京大屠殺主犯之一谷壽夫。

石美瑜庭長訊問谷壽夫在南京大屠殺中的責任，谷壽夫竟然狡辯稱，自己的部隊未曾殺過一個平民。

可是，不僅石美瑜親自在谷壽夫部隊曾駐扎的中華門外挖掘，挖出受害者骨骸，擺在了審判臺上。

來自民間的證據也源源不斷，數以千計的市民提交了反映日軍暴行的罪證材料。一本包含16張黑白照片的相冊，被列為了南京大屠殺案件的“京字第一號證據”。

“京字第一號證據”提供者吳旋之女吳建琦回憶，父親的同學羅瑾當初在南京的一家照相館做學徒，日本人拿了一卷膠卷到他這兒來沖印，他洗完以后一看，都是一些慘無人道的事情，他就很氣憤，于是多印了一份。后來走漏了風聲，日本人來查，羅瑾把這本相冊藏到當時毗盧寺廁所的墻縫里面。最終這小冊子輾轉到自己父親手里面。

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要對這場大屠殺負責的不僅有谷壽夫這樣的高級指揮官，還有更多直接參與屠殺、施暴的中下級日軍官兵。

在1937年12月13日的《東京日日新聞》上，一篇名為《百人斬超記錄》的報道，記錄了日本少尉軍官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在中國進行殺人競賽的行徑。東京審判的中國檢察官向哲浚的秘書兼翻譯高文彬在工作中發現了這份證據。盟軍很快啟動了對兩名戰犯的逮捕與調查。

南京法庭對谷壽夫的審判正進行到了最關鍵的環節。

法庭之上，各種證據紛紛呈堂。八十多位證人出庭舉證。許傳音，世界紅卍字會南京分會副會長，陳述了紅卍字會收殮遺骨時親眼所見“幾乎無地沒有尸體”的情形，金陵大學教授貝德士、斯邁思等人描述了他們親眼目睹的“強奸、刺死與槍斃”“滿城各街盡具死尸”“安全區人民曾受非常之虐待”等慘狀。

法庭經過廣泛走訪后，搜集征集到的物證達數千件：紅卍字會和崇善堂的埋尸調查記錄；大量控訴日軍暴行的南京市民呈文；李秀英、白增榮、梁廷芳等被害人和其他證人的調查筆錄；屠殺發生期間身處南京的中外人士編寫的書籍……吳旋提供的侵華日軍自行拍攝的16張照片也成了關鍵證據。

證人、證物、證言，各方的證據將日軍的暴行一一揭露，所還原出的慘烈情況僅是冰山一角，卻已足夠令人心驚。面對這些不容辯駁的鐵證，報紙記載，“谷犯不敢仰視”。

對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的審判，將一批手上沾滿中國人民鮮血的日本戰犯永遠釘在人類文明的恥辱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