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行漫記——外國記者眼中的中國共產黨人》檔案圖片展

“中國共產黨過去、現在、將來都忠于馬列主義，并將繼續進行斗爭反對一切機會主義傾向。它之所以不可戰勝，所以一定取得最后勝利，其原因之一就在于這種決心?！?/span>

——埃德加·斯諾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經過長征到達陜北，逐步站穩腳跟、擴大根據地，高舉起團結抗戰的旗幟。美國人埃德加·斯諾懷揣著對中國革命和抗戰的諸多疑問，決心前往荒涼的西北高坡探尋紅色中國的真相。1936年6月，埃德加·斯諾到達陜甘寧蘇區，成為第一個訪問紅色中國的西方新聞記者。他將自己在陜甘寧蘇區的見聞寫成《紅星照耀中國》（中譯名《西行漫記》），1937年10月后相繼在英美出版發行，打破了國民黨對蘇區的新聞封鎖，中共在抗戰中的巨大潛能和作用開始引起西方世界的廣泛關注。

“拿一個外國人的腦袋去冒一下險”

1928年，埃德加·斯諾來到他整個環球旅行計劃中的一站——中國上海，立刻被古老的“東方魅力”深深吸引，由此在中國一待就是14年。1931年開始，通過與宋慶齡、魯迅等人的交往，斯諾對中國革命的前途與命運產生了深切的關注。1935年12月9日，中國共產黨組織領導北平學生進行了聲勢浩大的抗日救國示威游行。在燕京大學任教的斯諾與北平學生素有來往，他同情中國學生的抗日救國運動，不僅走上街頭加入游行隊伍，還利用自己外國記者的特殊身份，將游行的真實情況撰文報道給美國紐約的《太陽報》，為愛國學生爭取國際輿論的支持。

1931年埃德加·斯諾與宋慶齡在上海孫中山故居

1936年春，中共中央通過上海特派員馮雪峰聯絡到宋慶齡，希望她能夠推薦一位公道的記者前往陜北實地考察蘇區情況。在宋慶齡的幫助下，6月初的一個午夜，斯諾孤身踏上了由北平開往西安的火車。他決心“拿一個外國人的腦袋去冒一下險”，帶著無數疑惑，出發了。在西安的西京賓館，斯諾見到了前來接頭的一位自稱姓王的牧師（即“紅色牧師”董健吾），在王牧師的安排下，斯諾穿越封鎖線，進入了被當時的世界認為極其危險的“紅色領土”。

“中國共產黨人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

7月9日，斯諾在陜北安塞白家坪見到了時任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的周恩來。斯諾說：“周恩來給我的印象是，他頭腦冷靜，善于分析推理，講究實際經驗。他態度溫和地說出來的話，同國民黨宣傳九年來污蔑共產黨人是什么‘無知土匪’‘強盜’和其他愛用的罵人的話，形成了奇特的對照?！?/p>

周恩來親自幫斯諾制定了一個為期92天的采訪計劃。很快，斯諾在保安（今志丹縣）見到了毛澤東。斯諾觀察到，毛澤東的生活和普通紅軍戰士沒什么兩樣：“做了十年紅軍領袖，千百次的沒收了地主、官僚和稅吏的財產，他所有的財物卻依然是一卷鋪蓋，幾件隨身衣物——包括兩套布制服”，僅有的一頂蚊帳算得上是最主要的“奢侈品”。在數次徹夜長談中，毛澤東向斯諾詳細講述了自己的出生和成長經歷。斯諾將訪談的內容寫成《毛澤東訪問記》，1936年11月14日開始在上?！睹芾帐显u論報》連載，這是有關毛澤東身世與言論文章的首次公開發表。該文所配斯諾拍攝的毛澤東頭戴紅星八角帽的經典照片，1937年1月被美國《生活》周刊轉載，中國共產黨領袖的形象第一次亮相世界。

1937年1月25日，美國《生活》周刊刊登毛澤東照片，照片右下方寫著一行字：“毛，這是他的名字，他的人頭價值25萬元?！?/span>

通過與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以及彭德懷、徐海東等紅軍將領的接觸，斯諾深刻體會到：“中國共產黨人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他們有著堅定的信仰和不屈不撓的精神?！?/p>

共產黨吹響中國“抗戰之聲”

在與斯諾的談話中，毛澤東表達了對抗日戰爭勝利前途的堅定信念。他說，中國人民是不會向日本帝國主義屈服的，必將全力以赴應對侵略者的挑戰，最后的勝利必定屬于中國人民。當斯諾問起“在什么條件下，中國人民才能夠消耗和打敗日本的軍隊”，毛澤東明確地回答道：“三個條件可以保證我們的成功：第一、中國結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第二、全世界結成反日統一戰線；第三、目前在日本帝國主義勢力下受苦的被壓迫各國人民采取革命行動。在這三個條件中，主要條件是中國人民自己的團結。”毛澤東還表示，如果這些條件不能實現，戰爭會是很長久的，但到最后，日本還是要被打敗。

在中國共產黨人堅定信念的引領下，紅軍戰士堅信抗戰必勝，為了實現民族解放和國家獨立，他們甘愿拋頭顱、灑熱血?！耙蝗鹤钭杂勺钚腋５闹袊?，正獻身于他們認為完全正義的事情，并因此充滿希望、熱情和人類不可戰勝的力量?！?/p>

斯諾被紅軍戰士們所展現出的吃苦耐勞、英勇無畏和不怕犧牲的精神震撼。1936年8月，在寧夏預旺堡中國工農紅軍西方野戰軍駐地，斯諾拍攝到一位全身戎裝、吹響沖鋒號的紅軍司號員，在嘹亮的軍號聲中，斯諾相信，“在中國西北山溝里吹響的是中國抗戰的號角，更是中國未來的希望”，遂將照片命名為“抗戰之聲”。

斯諾在預旺堡拍攝的紅軍司號員，他身邊的旗子上寫著“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

隨著《紅星照耀中國》在中外影響力的擴大，斯諾在中國的行動也受到了國民黨政府的密切監視和限制，他想再次前往陜北變得異常困難。1939年9月，斯諾以中國工業合作社國際委員會代表的身份前往延安，再次見到了毛澤東。在交談中，毛澤東分析了當時復雜的國際國內因素，對國際局勢作出了準確性驚人的預判，正確描繪了中國革命的前景和抗日戰爭的走向。

1939年8月重慶衛戍總部向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報告斯諾在重慶活動情形的密函（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1941年，因報道皖南事變真相，斯諾被迫離開中國，但他關于紅色中國報道的影響力，并未因此而減弱。2009年，斯諾當選為新中國成立作出突出貢獻的100位英雄人物之一，他的名字和事跡將永遠被中國人民所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