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以英、法、美為代表的帝國主義戰勝國主導建立了凡爾賽—華盛頓體系的世界秩序。由于戰爭的非正義性，凡爾賽—華盛頓體系有其內在矛盾，是建立在對戰敗國的掠奪和對弱小國家的壓迫基礎之上的，即使是戰勝國內部也存在著對該體系正義性與合理性的質疑。凡爾賽會議結束后，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曾直言他對歐洲未來的悲觀看法，認為條約沒有包含任何復興歐洲的條款，一旦實施，有造成歐洲各國進出口貿易和貨幣體系崩潰的風險。 

　　凡爾賽—華盛頓體系非但未能起到維持和平的作用，反而激化了帝國主義戰勝國與戰敗國之間乃至戰勝國之間的矛盾，使得一戰后的和平表現出高度的脆弱性。1929—1933年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大危機徹底暴露了資本主義的尖銳矛盾，資本主義基本矛盾日趨尖銳化和帝國主義政治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加劇了種種危機。在這些復雜歷史因素的疊加影響下，德意日法西斯粉墨登場，最終將世界推入了戰爭的深淵，人類的命運再次面臨嚴峻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