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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核發揮著“指揮棒”和“風向標”作用，不合理的考核制度在實際執行中可能誘發形式主義問題，異化為大壓基層的工具。

　　大抓基層不是大壓基層。如何化繁為簡、考準考實？安徽省合肥市長豐縣立足各鄉鎮的發展定位，改革考核方式，開展差異化考核，讓基層干部更有時間和精力攻堅重點工作。

　　麥田里，麥浪滾滾，機聲轟鳴。在安徽省合肥市長豐縣莊墓鎮，1.9萬畝冬小麥已陸續進入成熟期。莊墓鎮黨委委員、組織委員吳瑾惦記著莊墓鎮莊墓社區的小麥收割情況，一大早就趕去了社區綜合農事服務中心。

　　莊墓社區是個農村社區，在集體經濟發展上一度落后。去年5月，在吳瑾的幫助下，社區綜合農事服務中心正式投入運營。

　　幫助各村、社區發展集體經濟，是吳瑾這兩年的工作常態。“這在以前是很難想象的，原因很簡單——考核多、沒時間。”吳瑾說。

　　時間都去哪兒了？從考核頻率上看，過去，長豐縣對各個鄉鎮實行月度曬工作成效、季度通報排名的考核方式。高頻的考核一度讓吳瑾很難專心本職工作：“大量的時間花在準備考核材料上，干部被考核追著跑。”

　　精力都去哪兒了？從考核方式上看，長豐縣曾對所有鄉鎮實行同一套考核標準，這已不符合該縣的發展實際。“各鄉鎮的實際情況、資源稟賦、發展定位都不同，如果還用同一套標準對縣域內所有鄉鎮進行考核，搞簡單的‘一刀切’，基層干部就抓不好工作重點。”長豐縣績效評估中心主任張書軍說。

　　長豐縣南北狹長，縱向距離達70余公里。南部鄉鎮靠近合肥市區，為全縣工業發展中心，北部鄉鎮則以農業為主。

　　“之前，鎮里的干部全員都要跑招商。”莊墓鎮干部楊帆負責招商工作，對“招商熱”仍記憶猶新。“我們的招商成績很難超過條件優越的南部鄉鎮。有時候跑了上百家客商，有意向的可能就一兩家，最后還可能因為土地指標、區域位置等情況不了了之。工作不好干，干不好常感到氣餒。”楊帆說。

　　工業重鎮也有考核的煩惱。“過去大家用一把尺子，我們也要應對農業方面的考核指標，難免會分散精力。”下塘鎮人大主席宋家勝說。以下塘鎮經濟發展局局長林開新所在的部門為例，同一套考核標準下，該鎮農業屬于薄弱項，該部門不得不在應付農業考核指標上“動腦筋”。“下塘鎮規上工業產值在去年突破千億，占到長豐全縣一半以上。工業理應是我們的工作重心。”林開新說。

　　原本為抓實基層工作的考核，在具體實施中給基層干部增加了一些不必要的壓力，這樣的大抓基層反而變成了大壓基層。

　　及時調整，去年長豐縣開始實施年終一次性考核評價，取消了月度和季度考核。“我們要求誰考核、誰出數據，對于考核的指標，應該由對應的考核部門掌握數據材料，原則上不能要求鄉鎮提供。同時充分運用信息化手段，通過線上的考核督查管理系統進行打分，盡量減少實地考核。”張書軍說。

　　果斷求變，考核“量”的減少為基層卸下壓力，但要更好發揮“指揮棒”的作用，還需尋求“質”的變化。長豐縣將北部以農業為主導的8個鄉鎮歸為協調發展組，提高農村人居環境整治、鄉村全面振興指標權重，減少或剔除工業發展、科技創新、招商引資、項目建設等指標；將南部以工業為側重的7個鄉鎮和開發區歸為一區六園組，提高產業體系建設指標權重，降低農業等指標權重。

　　優化的還有考核指標。在過去的考核中，農村集體經濟收入要達到一定的規模，否則就會扣分。如此考核之下，鄉鎮只能讓集體經濟基礎薄弱的村或社區選擇相對簡單的途徑——以承包土地的量，來博取加分。現在，長豐縣優化了農村集體經濟收入等指標。“我們根據每一年度的重點工作，調整考核指標，并對考核指標進行壓縮刪減，高質量發展考核指標去年從97項精簡至63項。”張書軍介紹。

　　考核之變，帶來了干部的狀態之變。

　　莊墓鎮不再和南部鄉鎮比，而是和其他7個資源稟賦類似的北部鄉鎮比拼。吳瑾坦言：“大家都在同一起跑線上公平‘較量’，我們干事創業的積極性一下就提了起來。”“今年，我們接到的小麥收割訂單就超過了3000畝，能給村集體帶來不少收入。”莊墓社區黨總支書記謝永貴在一旁補充。

　　長豐縣南部鄉鎮同樣受益。如今下塘鎮與其他南部鄉鎮拼項目，林開新明顯感覺到工作重點更為突出：“本部門的職責就是招商引資、服務企業。現在一周有4天都在跑企業，精力全放在為企業解決問題上。”林開新服務上百家企業，他竭盡所能地提供幫助。“有時晚上八九點還有詢問政策的電話打來。”工作忙碌，但林開新樂在其中。

　　“讓考核不再成為負擔，真正成為督促和激勵。”張書軍說，“基層干部從頻繁的、不符合實際的考核中解脫出來，有更多精力到園區企業和田間地頭傾聽民意、共商發展，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堅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