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西藏網(wǎng)訊　作為世界文化遺產(chǎn)的布達拉宮，是中華民族燦爛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和全人類共同的寶貴文化遺產(chǎn)。在布達拉宮館藏的幾十萬件珍貴文物中，有近五萬尊不同風格的藏傳佛教造像，這些造像時間跨度自公元5世紀到20世紀左右，見證了西藏與祖國的密切聯(lián)系，見證了各民族之間的交往交流交融。

　　5月8日，在西藏大學藝術(shù)學院內(nèi)，一場題為《布達拉宮館藏大明永宣款造像相關(guān)問題考察——兼談“漢地造像殿”的復(fù)原陳設(shè)研究》的講座吸引了眾多學術(shù)愛好者。布達拉宮文物管理處文物研究室班旦次仁老師以大量西藏大明永宣款造像為案例，向在場聽眾介紹了這一時期的佛像如何以媒介的形式增強各民族間的感情。

圖為布達拉宮文物管理處文物研究室班旦次仁老師在西藏大學藝術(shù)學院講座現(xiàn)場　攝影：王淑

　　何謂永宣造像？

　　“永宣造像指明代永樂、宣德年間宮廷鑄造的用于賞賜西藏上層人士和各大寺院，以及用于供奉在皇家宮廷的帶有‘明永樂年施’或‘明宣德年施’題記的造像。永宣造像因做工精湛細膩，存世量極少等原因，受到學界的關(guān)注和藝術(shù)品市場的追捧。”

　　班旦次仁在講座中說，長期以來國內(nèi)外學者普遍認為全球永宣造像共有300余尊。但在2013-2017年間的西藏可移動文物普查中，西藏共發(fā)現(xiàn)360尊永宣款造像，僅布達拉宮一處就發(fā)現(xiàn)了273尊，這些永宣造像自17世紀以來就一直供奉在布達拉宮各大殿堂，且鮮有人接近，為漢藏藝術(shù)交融研究提供了核心實物佐證。不僅如此，布達拉宮內(nèi)還有專門的“嘉納拉康”（漢地造像殿）來供奉這些佛像，布達拉宮收藏此類造像居世界之冠。

　　圖為布達拉宮館藏永宣款造（圖片源自班旦次仁授課內(nèi)容）　攝影：王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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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達拉宮內(nèi)最早的佛像可以追溯至北魏時期。在布達拉宮俐瑪拉康內(nèi)，收藏了幾尊北魏時期（公元386-534年）的珍貴佛像，包括北魏和平三年（公元462年）鑄造的彌勒佛、北魏延興三年（公元473）的釋迦牟尼佛、以及北魏太和八年（公元484年）鑄造的旃檀佛立像。說明早期漢藏兩地的交往和人員流動過程中很多佛像就已進入西藏。”

　　班旦次仁說：“明朝為了邊疆安全和國家穩(wěn)定，在政策上沿襲元朝時推崇藏傳佛教薩迦派的基礎(chǔ)上，扶持范圍擴展到格魯派、噶舉派等，并以‘多封眾建’作為安藏方略，邀請藏傳佛教的各地高僧到宮廷，明代中央不僅授予他們官職、賜予封號，而且還贈予大量的物品，這其中就包括大量永宣造像。這些造像多以‘大明宣德年施’‘大明永樂年施’為題記，一個‘施’與‘造’的區(qū)別，就可以看出當時西藏與明中央政府的關(guān)系。”

　　圖為布達拉宮館藏永宣款造像題記（圖片源自班旦次仁授課內(nèi)容）　攝影：王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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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明代宮廷中贈予西藏的永宣款造像，因其做工精美備受西藏上層人士喜愛。長期以來，永宣款造像更是作為西藏達官顯貴和周邊民族之間相互贈送的重要物品，一些珍貴的造像流動在典籍中有詳細的記錄，為后人研究永宣款造像在西藏的傳播留下了可以考證的證據(jù)。

　　“永宣款造像之所以能夠成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見證，很重要的一點是因為獨特的藝術(shù)價值。不論是從造像題材還是造像風格，它都吸收了民族間的審美風格。之所以能夠做到這一點，是因為永宣款造像不僅僅是宮廷匠人的打造，亦有藏族匠人的參與。可以說永宣款造像的打造是融合不同民族間的審美特色的，是融入民族情感在里面的。所以當這些造像流傳到西藏時，西藏各個階層都非常歡迎這些造像，并且很多佛像都成為了被賞賜寺廟內(nèi)的主供佛。”班旦次仁說，“在清代，很多佛像又被西藏上層作為禮物回贈給清朝中央。康熙皇帝亦對永宣造像給予高度評價，下令在清宮仿造永宣造像，為皇帝母親祝壽之用。在這樣一個過程中，能夠看到民族間交往交流交融的延續(xù)，這也是我研究這方面的意義。”

　　圖為布達拉宮館藏永宣款造像流傳脈絡(luò)（圖片源自班旦次仁授課內(nèi)容）　攝影：趙振宇

　　在講座最后，班旦次仁總結(jié)說，早在15世紀左右開始，西藏精英階層對永宣造像有了十分明確的認識，并在不同歷史時期不斷仿造，其背后是對中原政治、文化、藝術(shù)等領(lǐng)域的認可。隨著國家對文物保護和價值挖掘的不斷重視，尤其是在全國各地緊鑼密鼓地推行文物普查和建檔工作，大量的珍貴歷史文物被世人看到。在西藏，布達拉宮等各大文物收藏單位，大量館藏文物得到系統(tǒng)地建檔和數(shù)字化，為當下精神文明建設(shè)和民族團結(jié)、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等提供了實物證據(j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