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中國與拉美和加勒比國家的合作越來越廣泛而深入，中國-拉共體論壇等合作機制成為加強中拉關系與合作的重要平臺。相比之下，美國用狹隘的意識形態論調處理同中國和拉美國家的關系，在各領域追求“安全優先”，試圖通過拉“小圈子”孤立中國，限制中國在拉美地區的影響力。中國和拉美國家要警惕美國這一戰略轉向，并以新型合作模式予以應對，實現互利共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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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21世紀以來，拉美和加勒比國家與中國的合作顯著增強。自2015年起，中國-拉共體論壇，特別是其工作和合作計劃，已成為雙方在文化、體育、貿易、投資、技術、基礎設施、旅游和電信等廣泛領域合作的重要平臺。但美國近期對中國采取的措施正在令這種合作受到質疑。拉美和加勒比國家與中國應為新形勢做好準備，以繼續長期合作。

美國前總統特朗普2017年甫一上任，就明確坦言與中國的競爭日益激烈，并提出了“大國競爭”的概念，打算以一己之力抗衡中國日益增強的全球影響力。自2021年以來，拜登政府不僅保留了特朗普時期對中國的所有打壓手段，包括對中國進口商品征收的所有額外關稅，而且還加強了這些政策。在“投資、競爭、結盟”的旗號下，2022年，美國兩黨一致通過了《通脹削減法案》等三項法律。根據這三項法律，美國共計劃斥資約3萬億美元來對抗中國的競爭力，相當于美國GDP的10%以上。

此外，自2022年以來，拜登政府已明確表示，遏制中國是其國家安全戰略的重點，而與中國和第三世界國家的社會經濟和國際關系將被置于次要地位。這意味著貿易、投資、文化、教育交流，以及與其他國家關系的其他方面都將從國家安全的角度來看待。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和財政部長耶倫也都多次強調了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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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針對中國的新戰略，對第三方有何影響？

首先，鑒于美國在國際關系各個領域追求“安全優先”的激進態度，中國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合作關系不可能“一切照常”。為了將第三方與中國對立起來，美國正軟硬兼施地要求其他國家全盤復制美國的法規和手段，限制他們與中國的接觸和合作。

其次，美國的“安全優先”戰略已經公開化，要求其他各方與美國對抗中國，并提出了具體的貿易和投資激勵措施。如果哪個國家不接受，就要付出代價，并被排除在美國的“圈子”之外。

第三，美國國內反華情緒嚴重，今年的總統競選活動更是加劇了這種情緒，這決定了拜登政府正在向其他國家施壓，要求他們跟隨美國對抗中國。美國要求他們限制中國的存在，效仿美國近年來的“脫鉤”做法。在此過程中，美國一步步地將二戰后自己一手創建的機構和機制邊緣化，例如世界貿易組織及其互惠和最惠國原則。這些機構和機制構成了當前國際貿易和投資體系的基礎，而美國在其“安全優先”戰略下的單邊決定正在破壞這些原則。

這對拉美和加勒比國家影響深遠。一方面，美國越來越多地要求墨西哥等國家效仿美國的法律和制度行動，例如按照美國海外投資委員會的標準，限制和禁止中國投資。大多數拉美和加勒比國家沒有這種審查工具。另一方面，美國的“安全優先”措施非常具體。如果墨西哥希望在繼2023年之后繼續成為美國的第一大貿易伙伴，它的對美出口產品中就不能包含中國生產的增值部件，否則將被征收關稅。美國和墨西哥之間的現有雙邊協議，例如2020年簽署的《美墨加協定》，明確預見了這種情況。其他拉美和加勒比地區國家也面臨類似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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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結果就是，美國的“安全優先”戰略和中美對抗，對現有的拉美和加勒比國家與中國的合作，特別是在社會經濟領域，如本世紀以來非常活躍的貿易、融資、投資和基礎設施領域，構成了巨大挑戰。除此之外，影響也擴展到了其他領域，例如文化，甚至美國的孔子學院也因為現有的中美緊張局勢而大量關閉。

拉美和加勒比國家與中國不能對這些挑戰視而不見。盡管中國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區的影響力與日俱增，但美國仍然是大多數上述討論事項的主要“參考系”。從中拉論壇等區域合作機制，到涉及所有拉美和加勒比國家的其他雙邊機制，都應明確討論當前和未來合作計劃的選項，明確將美國“安全優先”戰略的影響納入考量。這些區域和雙邊機制大多是幾十年前創建的，那時還沒有“安全優先”的概念。從貿易到基礎設施、投資和文化活動，這些機制必須要進行現代化改造，進一步挖掘合作潛能，以應對美國“安全優先”戰略帶來的新挑戰。

否則的話，不僅拉美和加勒比國家政府和在該地區運營的中國公司將面臨更大的壓力，而且還會在短期、中期和長期內產生不必要的不確定性，例如中國在墨西哥和秘魯錢凱港的投資項目。這樣的項目未來還可能更多，它們是新型中拉合作的代表，但顯然面臨著新的全球挑戰。對于今天的中拉合作而言，過去的那種舊模式恐怕再也走不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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