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2月1日，日本國會眾議院審議通過“涉華人權決議”，表達對中國新疆、西藏、內蒙古、香港等所謂人權問題的關切。這一決議罔顧事實真相，惡意詆毀中國人權狀況，違背了國際關系的基本準則，對中國政府和人民構成了話語挑釁，對中日關系的未來造成了不良影響。日本跟隨某些國家污蔑中國的人權狀況，暴露了其政界不光彩的政治圖謀。且不說日本歷史上發動侵略戰爭、殘害中國等亞洲國家人民的累累暴行，即便從其國內存在的斑斑人權劣跡而言，日本也無資格對他國的人權狀況指手畫腳。

　　作為高水平發達國家，日本國內的相對貧困率較高，在高消費的社會中，很多人的生活捉襟見肘。尤其是單親家庭和老齡人群，生活水平堪憂。近年來，曾經自詡為社會公平水平最高的日本出現了窮者愈窮富者愈富的狀況，城鄉差距和貧富差距日益拉大，因經濟情況和年齡因素而自殺者為數甚多，日本連續十余年成為發達國家中自殺人數最高的國家。

　　部分老年人的生活處于風雨飄搖之中，給社會帶來系統性焦慮。日本人現在經歷著子女少、老齡化的嚴重問題，老齡化社會帶來的醫療費用不斷增加，使得養老年金體制面臨崩潰，社會福利體系處于危險的邊緣。由于勞動力缺口較大，老年人看護力量不足，日本出現了以老年人相互照顧為解決方案的養護模式，由此引發了諸多的人身安全問題。而認知障礙者之間的看護導致了更多的危險。與此類似，高齡司機日益增多，出現了諸多交通事故。對人口負增長和老齡化的社會整體恐慌日益嚴重，很多人看不到未來和人生的希望。在這樣的社會里，人權的境況隨著對生活熱情的下降而不斷滑落。

　　勞動權利無法得到有效保障。日本很多員工在企業中工作時間較長，很多企業也會對改換工作的員工持負面評價。這樣就出現了員工不得不在雇傭部門超長時間勞動卻無法離職的普遍現象，違反《勞動基準法》的情況層出不窮，由此帶來了自殺、抑郁、過勞死等一系列企業問題。職場內的性騷擾問題為數眾多，但是因為性騷擾定義和取證困難，而且受害人因擔心遭到報復而不敢申訴，導致多數職場內的性騷擾事件沒有浮出水面。

　　歧視女性和侵擾女性的問題長期未能有效解決。性別歧視問題是日本社會長期存在的根深蒂固的問題，盡管在 1986年通過了《男女雇傭機會均等法》，但是勞動經濟領域的性別歧視仍然廣泛存在。日本勞動法規定女性享有長達兩年的育兒假期，表面上保護了女性的合法權益，但是在實踐中這一規定導致日本企業對雇傭女性持極為謹慎的態度，因為在兩年育兒休假期間，工資需要照發，這樣會帶來高成本，令雇主難以接受，最終降低了日本婦女的就業率。工作的婦女也認為這是難于承擔的重負，由此產生了不結婚、不生育或者生育之后不再工作等社會問題，連鎖反應的后果是對女性的性別歧視進—步加深。

　　低收入人群引發健康權問題。在日本有很多年輕人畢業之后不立即投入工作，而是采用臨時打工的方式，這種沒有固定穩定工作的非正式受雇狀態使他們難于結婚生育，增加了人口問題的嚴峻性。還有為數不少的低收入、沒有社會保險和醫療保險的年輕人付不起住房租金，只能選擇在網吧、廉價客棧、通宵桑拿浴室及24小時快餐店棲身，衍生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其中傳染病構成了最令人不安的人權挑戰。

　　不僅在日本的朝鮮人和其他亞裔、非裔族群經常受到歧視甚至拘禁，部落民及少數族裔的歧視問題也仍然突出。由于日本根深蒂固的風俗習慣，不徹底的政治改革與經濟職業邊緣化等一系列問題，少數族裔的工作和生活狀況堪憂。盡管在身份制度重組的過程中，日本已經取消了部落民的賤民地位，廢除了“穢多”“非人”等帶有侮辱性的稱呼，但是少數族裔在就業、居住、生活、婚姻等方面的待遇并沒有得到根本改善。日本的“同和行政”與“同和教育”試圖提升不同來源的國民之間的融合性，但是歧視性的涂鴉、演講和工作待遇問題仍然存在。至于隱性的歧視則更是不勝枚舉。

　　日本虐待嬰兒、虐待老年人的情況頻頻發生。一些醫護人員或家庭成員存在虐待嬰兒和老年人的現象。日本人喜歡安靜，在各種場合都不愿意產生噪音和大動作，既不打擾他人也不受他人打擾。這種文化導致了對可能哭叫的嬰兒、可能帶來麻煩的老人缺乏忍耐。同時，日本文化崇拜強勢、對弱者缺乏同情，所以對嬰兒和高齡者的虐待屢屢出現。日本黑社會的橫行、在社會秩序中所帶來的負面效果，說明了日本在治理能力和治理結構方面還有諸多有待改進之處，這既表明了日本在人權治理上存在的空白，也說明了其人權理念、政策，在最后一公里、在讓民眾真正感受到幸福獲得方面存在的諸多不足。至于日本的軍國主義仍然時常死灰復燃，侵略擴張之心不死，則更是讓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人民心有余悸的問題。

　　日本自身人權問題纏身，卻熱衷于“關心”他國人權狀況。筆者不禁要問：日本是否真正懂得人權的價值與真諦？奉勸日本某些政客真正做些解決本國人民面臨的突出人權問題的實事。

　　（作者何志鵬系吉林大學人權研究中心執行主任，都青系吉林大學人權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