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日報記者 龔正龍

　　繼成功入選“2022年中國考古新發現”后，今年6月以來，張家口市尚義縣石井鄉四臺蒙古營村南的四臺遺址開啟了新一年度考古發掘，持續引發深度關注。作為中國北方地區最早的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四臺遺址建立起北方地區舊新石器過渡期的無縫連接，為研究舊新石器過渡、旱作農業起源、早期草原絲綢之路形成與發展等課題提供了重要資料，對于探索中華文明的遠古根系等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從群體流動到逐漸定居

　　成組房址，實證中國北方地區早期定居村落的出現

　　8月，冀西北的風輕輕吹著，陽光照在四臺蒙古營村南的緩坡上，考古技工們在遺址探方內忙碌著。“今年批準發掘500平方米，田野工作將持續至10月底。今年主要目的是，進一步探尋萬年前后的聚落范圍、結構布局和其他物質遺存。”四臺遺址考古發掘項目負責人、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長趙戰護說。

　　舊新石器時代過渡研究，一直是世界性課題。2004年一次雨后，村民偶然發現了四臺遺址，考古專家初步判斷這是一處新石器時代遺址。2015年至2018年，考古工作者對該遺址進行搶救性發掘，出土器物引起考古界關注。2020年起，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張家口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尚義縣文化廣電和旅游局等聯合開展了持續至今的發掘研究。

　　“遺址面積約15萬平方米。2020年至2022年底，發掘面積1700余平方米，發掘房址40余座，出土陶、石、骨、貝、角類遺物1500余件。”趙戰護告訴記者，依據地層、測年、遺存特征，將四臺遺址目前所發現的文化遺存劃分為五組，分別為距今10400—10000年、9200—9000年、7600—7400年、7300—7100年、6800—6400年。

　　第一組遺存中，發現6座距今萬年左右的半地穴式房址，還發現灶、柱洞和灰燼堆積以及較多的細石器遺存。第二組遺存中，發現了4座半地穴式房址和較多的骨針、骨錐研磨器等。“這是迄今中國境內考古發現最早的批量房屋建筑，標志著中國北方地區早期定居村落的出現，揭示出人們的生存方式從舊石器時代群體流動向新石器早期并逐漸定居的轉變。”趙戰護說。

　　考古人員還對房址中出土的木炭、動物骨骼進行碳十四年代測定，獲得了15個萬年左右和10余個9000多年的系列測年數據。對這一時期植物遺存進行浮選，均指示出這一時期為“森林—草原”景觀，氣候溫涼偏干，有河湖水源，適合人類過定居生活。

　　“房址中發現的舌形兩面器、楔形細石核、錐狀細石核及大量細石葉與工具，經研究發現均繼承發展自泥河灣盆地一萬余年的楔形細石核技術傳統。”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張文瑞告訴記者，“這些意味著，四臺遺址建立起北方地區舊新石器過渡時期的無縫連接，表現出文化與人群的連續性，為中國北方舊新石器過渡研究提供了直接而典型的證據。”

　　從采集狩獵到種植

　　馴化農業，成為北方旱作農業起源的實證

　　“舊新石器過渡，有時也被稱作農業革命。人類以前是從自然界直接獲取食物，到農業革命時，人類逐漸開始馴化植物、生產食物。”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研究員李新偉說。

　　這一重要轉折，可用兩個經典場景予以對比呈現——

　　近200萬年前，泥河灣馬圈溝，一頭猛犸象陷入沼澤。一群古人類途經此地，用石塊、木棒等原始工具獵殺猛犸象，切肉取食、敲骨吸髓……泥河灣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內，這一保存至今的古人類進餐場景被稱作“東方人類第一餐”，生動講述著舊石器時代泥河灣古人類狩獵的故事。

　　約200萬年后，距“東方人類第一餐”約200公里的四臺遺址，一群遠古先民不再四處漁獵，而是逐漸地有了居住地。他們辛勤勞作，使用石磨盤、石磨棒、石刀、石鏟等工具來生產加工植物資源。他們成組配套地使用工具，提高了生產效率，促進了聚落規模的擴大。

　　“第三組遺存中，發現大量石磨盤、石磨棒等加工類工具和石鏟等翻土類工具。我們從石磨盤表面提取出淀粉顆粒，實驗室分析發現有碳化的粟與黍淀粉粒，同時浮選出碳化的粟、黍顆粒，年代測定為距今7600年前后。”趙戰護說，這表明至少距今7600年前后，四臺遺址的古人類已經有了較成熟的馴化農業，是北方旱作農業起源的實證之一。

　　2003年，西遼河流域的赤峰市敖漢旗興隆溝遺址發現了1500余粒新石器時代碳化谷物標本。據此，聯合國糧農組織授予敖漢旗旱作農業系統為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興隆溝遺址發現的谷物距今約7600年，這個年代數值和四臺遺址粟、黍測年結果一致，說明這個階段中國遼西和冀西北，甚至整個北方的粟、黍種植已相當普遍。基因研究也表明世界上的粟、黍都來自同一個起源地——中國北方地區。”趙戰護說。

　　“從已探明的四臺遺址聚落范圍可知，這里曾有眾多人口。”張文瑞說，對北方旱作農業起源發展研究顯示，四臺遺址第三組時期農業或已趨于成熟，農業生產帶來了人口增加，大量陶器的出現揭示出定居生活的成熟，“這些陶器是生活用具，大都集炊具、盛儲、汲水等功能于一體，意味著熟食物品種類增多，說明人類飲食結構發生了變化，也在更深層次促進著農業生產和發展。”

　　從區系類型到文化傳播

　　探尋源頭，追溯遠古先民遷徙交流路徑

　　8月7日至9日，“何以中原：區系類型的反思”學術研討會在張家口市尚義縣召開，國內高校、科研院所近百位專家學者匯聚一堂，圍繞“溝通南北串連東西——尚義四臺遺址考古發現”“區系類型理論與紅山文化研究”等主題進行深入研討，認為尚義四臺遺址是實證萬年文化史的重要遺址之一，要進一步深入做好挖掘、整理、闡釋和文化譜系研究工作。

　　譬如，四臺遺址出土陶器上，壓印紋飾中的類“之”字紋、網格紋、窩點紋、編織紋等文化因素，在西遼河流域興隆洼文化、哈民文化、太行山東麓北福地一期文化中，均得到延續和發展，可能是“之”字紋等紋飾的源頭之一，為探討中華文明起源過程提供了一個全新視角。

　　“這些發現，為燕山南北和西遼河流域找到共同的文化根源，將兩大區域更緊密地聯系起來。”趙戰護說，四臺遺址所反映的區域文化特征突破了以往對我國北方區域考古學文化的認識，將燕山南北和西遼河流域聯系起來，構成了一個大文化區——燕遼文化區，為更加全面和深入理解該地區后續考古學文化譜系及史前社會發展演變奠定了基礎。

　　視野放得再遠些，考古研究正勾勒出一幅更恢宏的圖景——

　　張家口是北方草原文化與農耕文化的交匯之處。四臺遺址第五組遺存中，出土了大口尖圜底罐，是目前國內已知公開報道的唯一一件此類型器物。經專家研究，該器物與俄羅斯貝加爾湖地區卡林加河口、葉尼塞流域新石器遺址出土的大口圜底罐的器形、紋飾、制法十分相似，展現了距今六千多年前或更早之前草原絲綢之路上的文化交流與互動。“在四臺遺址發現的石核、細石葉等細石器，也廣泛分布于內蒙古高原，最遠到貝加爾湖周圍地區。這些文化遺存反映出不同歷史時期遠古先民的遷徙和區域交流。”張文瑞說。

　　歷史的天空“滿天星斗”，照耀著對遠古先民的溯源之路。四臺遺址，為中國北方萬年文化史提供了最新實證。接下來，考古工作者將繼續對四臺遺址本體及周邊遺址進行發掘，持續開展中國北方農業起源、舊新石器時期過渡動力機制等研究，進一步豐富四臺遺址萬年文化的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