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屆世界中國學大會將于10月13日至15日在上海國際會議中心舉辦。本屆大會由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上海市人民政府主辦，文化和旅游部、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人民大學、復旦大學、北京外國語大學、北京語言大學協辦，上海市人民政府新聞辦公室、上海社會科學院承辦。

　　大會主題為“世界視野下的歷史中國與當代中國”，五個平行分論壇議題為“從世界看中國：文明的賡續與創新”“中國式現代化的學理分析和經驗啟示”“多學科視域下的世界中國學知識體系”“數智時代的世界中國學：機遇與挑戰”“青年與世界中國學的未來”。

　　澎湃新聞刊發此前與部分即將參加此次大會學者所作的訪談節錄。這些學者既有各自的研究領域，也與“中國學”密切相關。這些訪談片段里表達了他們對于中國學的理解、闡釋和成果。以下內容為李伯重談要以近代化為主線，把中國經濟史放在更大的范圍中進行研究。

　　經濟史學家、北京大學人文講席教授、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李伯重的英文曾著有New Perspectives o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新視野下的中國經濟史》），收錄了二十六篇關于中國經濟史的英文論文。李伯重教授是新中國成立后首批文科博士學位獲得者之一、國際著名經濟史學家，長期從事中國經濟史方面的研究。

　　在為New Perspectives o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寫書評的過程中我專門數了一下，到現在為止您自己寫的書（不包括被翻譯的）已經有十六本了，這著實讓我很吃驚。因為我自己常常遭遇寫作時的卡頓和自我質疑，所以我很想知道您的寫作速度和流暢程度是怎樣鍛煉出來的？

　　李伯重：其實我雖然寫了十來本書，但我的寫作已經持續了近半個世紀，我的第一本書是1975年出版的（千里、延之：《北宋方臘起義》，云南人民出版社）。半個世紀寫十來本書，平均四五年才寫一本，這個速度已經不算快了，對不對？

　　俗話說萬事開頭難。我在這半個世紀中的寫作，一開始很慢，到了后來寫作速度也有所加快。首先，寫作與積累的關系很大。如果你心目中有一個主線，那么你做的每一步工作都是一個積累。這樣積累下來，到了一定的時候就會發生變化，就像水燒到一百攝氏度就會沸騰。那個時候你頭腦中涌現出來的新想法，就會相對來說比較成熟，因為持續的研究和思考可以為你新的想法提供支撐。如果沒有這個積累，哪怕你有很多好想法，找不到支撐，要把它用學術的方式表現出來，當然就會比較費勁。

　　其次，就是我剛才說的，心目中一定要有一個主線。我從做研究生開始，心中關切的主線就是“近代化”的問題。我最早是做唐代經濟史研究，過去對唐代的評價，多半是從“大唐帝國的輝煌”“安史之亂后藩鎮割據、民不聊生”這些角度來談。這些當然是非常重要的課題，但是如果從經濟史的角度來看，唐代留下的遺產與我們今天有什么關系？為了搞清楚這個問題，我選擇的就是“江南”。這個地區相對受戰亂影響比較少，經濟相對比較穩定，它特有的一些秉賦也使它成為一個可以靠自己的力量發展的地區。宋代江南的歷史我沒有專門研究，但是我討論過“十三、十四世紀轉折”的問題，也可以視為對唐代江南經濟研究的一個延續。這些都為我后來的明清江南經濟史研究提供了一個基礎，因為任何重大歷史變化，都是長期發展的結果。我從攻讀博士學位開始就研究明清江南經濟史，一直到今天。這樣一步一步的積累，都是圍繞著“近代化”這條主線的。

　　明代中期以前的經濟史，基本上可以視為“近代化”的前史，但是到明代后期，“近代化”的端倪就開始顯現出來了。以往學界長期爭論不休的“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現在經常討論的“晚明社會轉型”“晚明大變局”問題，實際上都是在告訴我們，應該把明代后期看成中國近代化的起點，雖然它有“前史”，還有一個曲折的發展過程，但它確實是開始。后來到了清代，一般認為清代中國經濟受了很大的挫折，這是事實。但是另一方面，清朝也為中國創立了一個空前統一、長期安定的局面，并形成了全國性的市場體系。江南因為各方面的因素，在這個市場體系中是受惠最大的，所以在“斯密動力”的推動下，江南市場經濟就更向前走了一步。所以從我最初的經濟史研究，一直到2020年出版的《中國的早期近代經濟：1820年代的長江三角洲》英文版，實際上就是一步一步地往這個方向深入。

　　另外我一直有一個感覺，要研究中國近代化的問題，就中國談中國，就江南談江南，是不行的。你說江南出現了近代化，他說沒有出現，關鍵是“近代化”一定要有一個標準，否則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討論就不能繼續下去。這個標準是什么呢？只能是其他地區得出的一些比較重要的共同規律。這個共同規律最典型地顯現在英國的近代化過程中。這是因為，在世界歷史上，英國在近代化過程中走在最前面。因此，對于近代化的歷史而言，研究英國的經驗具有特殊的意義。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說：“物理學家是在自然過程表現得最確實、最少受干擾的地方考察自然過程的，或者，如有可能，是在保證過程以其純粹形態進行的條件下從事實驗的。我要在本書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到現在為止，這種生產方式的典型地點是英國。因此，我在理論闡述上主要用英國作為例證。”由于英國的這種特殊地位，所以成為世界近代化研究的重點。而作為曾經長期存在的世界第一經濟強國，英國可以為英國經濟史研究提供最好的條件，馬克思最重要的著作《資本論》就是在英國寫成的。到了二十世紀，美國取代英國成為世界第一經濟強國和文化中心，匯集了眾多各國優秀學者，因此在近代化研究方面取得了更大的成就。英文是我用得比較多的一種語言，改革開放后有了條件，我就大量閱讀英國經濟史的文章和著作，特別是工業革命前后的研究，這就改變了我的視野。心里面有了一個“什么是近代化”的概念，再回過頭來看看江南，哪些是對江南適用的，哪些是不適用的？這樣的話，就更加能夠思考江南的近代化究竟有哪些特點了。

　　當然，和英國比較只是第一步，第二步還要看到世界格局的改變對江南的影響。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里對全球化做了非常好的論述，所以劉明華等馬克思主義研究者認為，《共產黨宣言》中的全球化思想非常重要，對今天也有很大意義。如果有了全球史的知識背景，就不會只是單純地看英國，或者看某一個其他國家，而是將問題擴展到：十六至十九世紀中國的外部環境發生了什么樣的變化？產生了什么樣的影響？這個時候閱讀范圍就更加擴大，一步一步走下來。

　　但是在嘗試使用全球史視野來研究中國的過程中，我始終堅持經濟史的問題主線是“近代化”。到今天我們還在這條路上走，我覺得這對于我們了解中國的昨天、今天、明天是至關重要的，就像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諾斯（Douglass C. North）說的：“歷史是聯結過去和未來之間的橋梁。”不把歷史研究清楚，我們對今天的很多情況也是看不清的。改革開放以前，由于對歷史認識的偏差，我們已經吃了很大的苦頭，走了很多的彎路。所以以近代化為主線，把中國經濟史放在更大的空間范圍中進行研究，是我長期的學術研究主旨。有了這個主線，就不會東一榔頭西一棒子，一下子搞這個，一下子搞那個。一個人的精力有限，所有人的聰明程度差別也不會太大。但是在一條路上，用半個世紀的力量去做，總還是可以做出一點事的。